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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大师傅雷为啥令人永久思念,傅雷的末尾一

文章作者:402com永利 上传时间:2019-10-03

很多人都知道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和他的长子、著名钢琴家傅聪,而对这个家庭的另一个成员、傅雷次子傅敏却知之甚少。今年4月7日,是傅雷诞辰100周年的日子。记者特意来到傅敏家中,拜访了这位71岁的老人。DS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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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傅敏10年前从北京七中退休,他踏踏实实地在那里工作了大半辈子,退休前的职称是英语特级教师。傅敏说他很少提及家中“感到心痛”的往事,特别是每年到了9月3日,傅雷夫妇自杀的日子,他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,把积压在心里的悲痛都发出来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今年是傅雷诞辰100周年,傅敏破例,向本刊述说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傅家往事——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年少孤僻影响一生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实际上,我对父亲的认识,是一步步深入的。在中学时代甚至大学,我认为父亲只不过是个翻译家而已。随着时间推移,尤其在我整理出版父亲的著译后,我对父亲的认识才开始深入。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先生在《永恒的〈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〉》一文中,评价父亲是“在中国堪称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的翻译巨匠。”如今,好多大学的研究生、博士生都把父亲作为研究课题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父亲一辈子给人的印象是躲在书房不问世事,做了大量卓越的翻译工作。但是在我看来,父亲除了在翻译领域的耕耘和贡献,更值得我怀念的是他那高贵的品格。他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,所以最后选择悲壮地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我的祖父很早就含冤入狱,染上了痨病,24岁去世,当时父亲只有4岁。奶奶不认字,但非常有见识。孤儿寡母,从偏僻的乡村来到当时人称“小上海”的周浦。父亲对我讲过,在他小时候,奶奶对他管教极严,几乎整天把他关在书房里读书,看到窗外绿树成荫,蝴蝶纷飞,父亲非常渴望外面的世界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不过,奶奶也是个善良、明事理的人,在族中很有威望,许多族里的事情都由她仲裁。父亲小时候很聪明,也非常调皮。他好几次偷吃祭祀的供品,被奶奶痛打;父亲那时念书念烦了,就变换花样,自得其乐,例如念到“孟子见梁惠王”时,他自作主张改念为“孟子见梁惠王,一块棉絮换两块糖”,奶奶听到了,对他又是一顿痛打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父亲的少年,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顽劣。他12岁到上海南洋附小读书,因为离开了奶奶的严厉管教,自由无度,调皮捣蛋,结果被开除了。之后转到了天主教会学校徐汇公学,念了3年,又因反宗教,再次遭开除。17岁时,他带头闹学潮,为了躲避抓捕,奶奶把他弄回了浦东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书是念不下去了。当时父亲有一个勤工俭学、在法国学纺织的表哥顾仑布,他动员父亲留学。父亲的姑母很开明,在她的劝说下,奶奶答应让父亲去留学,但唯一的要求是,让他走前与一个远房表妹订婚——也就是我母亲。于是,父亲订婚后于1928年初去了法国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父亲的童年时代,是在孤独中度过的,没有多少欢乐,更多的是苦难与寂寞,这养成了父亲孤僻和乖戾的性格。这一性格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,也使他后来很难以适应社会,拒绝从俗,最终选择闭门译书,也由此成就了中国一个伟大的翻译巨匠。吃透了罗曼•罗兰的心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父亲留学和一般留学生目的不同,他根本没打算混一个学位镀金,而是为了获取知识,真正学到东西。他的语言悟性很强,去法国半年就能进行基本的法语对话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父亲在法国时,深受罗曼•罗兰的影响,读了罗曼•罗兰翻译的《贝多芬传》后,他嚎啕大哭。这部书为感到彷徨的父亲指明了方向。罗曼•罗兰小说中的主人公,都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,而是具有伟大品格的人。这些人对父亲的影响非常大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有一位法国专家,是个中国通,来到中国,发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柜里,都放着傅雷翻译的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,而在法国,这本书几乎见不到了。他觉得很奇怪,于是买了一套来读,读后他才明白为什么这部书在中国那么流行。他说,这部书适合中国的国情,而且傅雷的翻译比原文还好,傅雷吃透了罗曼•罗兰的心!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父亲和文艺界不少名人都有很深的交情,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对文艺有很高的鉴赏水平,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有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。我记得1943年,父亲在上海筹备黄宾虹画展,父亲比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小50多岁,两人却成了忘年交。当时黄宾虹人在北平,日本人要给他开画展,他是很有骨气的人,拒绝了。黄宾虹从北平把画作寄到上海,父亲在上海编画册,跑印刷厂,事无巨细,亲历亲为。他还写了一篇文章《观画答客问》,这是第一篇研究黄宾虹画作非常重要的论文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后来,父亲还写了评张爱玲小说的文章,也是研究张爱玲最早最重要的一篇评论文章,文章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《金锁记》,同时也严厉批评了她的一些作品。当时张爱玲不以为然,但是在晚年,她也认同了父亲的见地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和刘海粟的决裂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人们评说比较多的是父亲和刘海粟的关系。在法国时,刘海粟曾请父亲做翻译,把父亲当成左膀右臂。父亲还说服法国文化部,买了一张刘海粟的画收藏。1931年冬父亲回国,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任课,教美术史和法语,还担任办公室主任。当时父亲只有23岁,一边教书,一边翻译《罗丹艺术论》,还写了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作为教材。尽管这本书要讲的是美术,却把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哲学等融会贯通,非常引人入胜,到现在也很受欢迎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父亲在上海美专工作的时间很短,也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过于直白。当时,有个在学校任教的画家,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大厅里,父亲看到了,毫不客气地说:“这种水平的画怎么可以挂在大庭广众之下呢?画得还不如学生!”这么一来,本来他是想改革教学的,但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原因,最后把自己“改革”掉了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父亲和刘海粟“决裂”,也是因为他太耿直。当时上海美专有个叫张弦的教授,也是父亲留法时相识的画家,是个很出色很有才气的画家,素描非常棒。但是他得病死了,而死因和生活穷困有关。父亲认为张弦的死和刘海粟有关,认为刘海粟办学太商业,对年轻教授过于苛刻。于是,在张弦的遗作画展筹备会上,父亲和刘海粟发生了激烈争吵,彻底闹翻,一下子就断绝关系20年。直到上世纪50年代,父亲和刘海粟都在政协,才恢复关系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其实连我父亲也承认,刘海粟对他本人不薄。但是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,对事不对人。他认为对待朋友和艺术一定要真诚,不平则鸣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搭上反右末班车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947年,父亲翻译了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•斯诺的《美苏关系检讨》,并写了一篇文章《所谓反美亲苏》,结果受累了一辈子。其实斯诺的书90%是批评美国,10%是批评苏联,写得比较客观。父亲懂外语,了解的东西很多,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清楚,所以文章是据实而写,既中肯又切中要害。结果就受到了所谓“左派”的批判,说傅雷走中间路线,对他进行了批判。父亲在反驳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武断往往并非恶意,而由于天真,惟其天真,才会有宗教热情,才会盲目,才会偏狭,不把人类先定了原始罪恶而后宽恕,怎显得上帝的慈悲与宗教的伟大。不来一次十字军与异教裁判所,怎么显得神的威严与真理的神圣不可侵犯?近代思想界以为摆脱了宗教,却另外创造了一个新宗教。其迷人之处与可怕之处,正与一切宗教无异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论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,对他们都是大不敬。”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后来,在1957至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,又旧事重提,批判我父亲。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父亲究竟是怎么戴上右派帽子的?直到几年前,周而复才告诉我其中的内幕。当时,对父亲已经开了九次批判会,父亲坚决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。当时上海的领导已经准备保护他过关,让柯灵去做我父亲的工作,动员他只要做个检查就可以过关。开始父亲不同意,后来柯灵反复做工作,父亲终于同意了,由柯灵起草检查。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中央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到了上海,说上海右派的知识分子太少了,数量不够。结果为了凑数,父亲的名字被加到了右派名单上。这是1958年的4月底,父亲郁闷地搭上了反右的最后一班车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那时,我想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哥哥傅聪,告诉他这些事情,但是母亲不让。其实哥哥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气氛的变化。这一年的8月,哥哥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。实际上,哥哥当时选择出走英国,不惜背上“叛国分子”的名声,也是被逼无奈。因为从国内传出来的消息是,父亲不仅被打成了右派,还成了反革命,被抓了起来,这个消息传到哥哥耳朵里,让他感到震惊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本来,他在波兰的学业要到1959年结束。而1958年6月,中国大使馆就不断催他回国。经过和波兰政府的协调,毕业考试提前到1958年的12月。就在这个时候,哥哥决定到英国去。当时为了在欧洲各国演出方便,他的护照是各国通行的,因此不存在手续上的障碍。哥哥于圣诞前夜,登机去了英国。到达伦敦后,他给自己定了三条规定:第一不入英国籍,第二不说不利于祖国的话,第三不去台湾。后来,经纪人求他,因为不入英国籍没办法演出,他才加入了英国籍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被打成右派,哥哥出走,都令父亲的晚年生活痛苦不堪,心灵备受煎熬,身体也非常不好。因为长期工作,他的腰不好、眼睛老流眼泪,医生说,你再这么下去,眼睛要瞎掉的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仍然翻译了近150万字。其中,最主要的是翻译了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和巴尔扎克的小说《幻灭》、《搅水女人》、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和《比哀兰德》。我到现在才明白,父亲戴着右派帽子翻译《艺术哲学》,是为了解脱自己的痛苦,离开这个现实,在艺术的世界里神游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为了调养身体,父亲开始学着种花,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模有样,一丝不苟。他种了50多种玫瑰花和月季花,那些花开得漂亮极了。花开时节,里弄很多邻居都来观看。那时父亲的朋友为了帮助他摆脱苦闷,送他碑帖让他练书法,结果他的毛笔字也练得非常好,他年轻时的字很漂亮。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,父亲的书法开始敦厚含蓄,既体现当时的处境,也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苦闷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**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写给哥哥的最后一封信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**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早在1958年父亲被划为右派的那天,他就想走不归路。那天他半夜两点多才回家,母亲急死了。父亲当时是考虑到我还在念书,考虑到我哥哥傅聪在波兰留学,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才没有走绝路。否则按照他的性格,当时就走了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966年,在他自杀前一个礼拜,我在北京,曾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,是妈妈接的,已经感觉气氛很紧张,但我当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。后来听父母的老朋友讲,在他自杀前两周,曾经与朋友聚会商量过,大家知道要劝我父亲留下是不可能的,竭力劝他让我妈妈留下,这也是不可能的。后来我想,妈妈还是走的好,要不,以后这么多苦难,肯定落在我妈妈一个人身上,她怎么承受得了呢?如果我在上海,有可能妈妈会留下,但也有可能我跟他们一起走了!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现在看来,父亲对死早就有准备。在新版的《傅雷家书》中,增加了一封父亲写给哥哥的信,这是他写给哥哥的最后一封信,过去没有发现。在这封信里,已经流露出父亲赴死的念头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这封信曾经刊登在香港的一家杂志上,是前几年陈子善教授发现的。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给儿子和儿媳的。父亲在信里写道:“??有关凌霄的点点滴滴都叫我们兴奋不已,尤其是妈妈,她自从七月初就不停数日子。‘一个月后凌霄就过生日了;三星期后凌霄就过生日了’;昨晚她说:‘现在只剩下三天了。’那语气,简直像小宝宝就跟在她身边似的。”“你们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成长,真是赏心乐事!想象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,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,这情景,又是多么叫人感动!尽管如此,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,拥抱他,把他搂在怀里,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??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,我可不信。”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这封信字里行间,已经预示父亲走向不归路的决心。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966年8月底,父母接连遭遇抄家和“批斗”,9月3日,父亲傅雷和母亲朱梅馥一起留下遗书自杀身亡。一个细节是,在自尽前,他们先把一块棉胎铺在地上,然后才将方凳放上去——目的是不让方凳被踢倒时发出声响,让别人发觉。赴死的决心是如此坚决。在父亲最后的遗嘱中,他把一切都做了详细的交代,那么平静,那么坦荡,就好像出远门旅行一样。DSG
  •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第53期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傅 敏 口 述 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特约记者 木 易 采访整理DSG -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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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,黄墙红瓦坡顶,是一幢独立的三层西班牙式建筑,1949年12月,傅雷夫妇搬了进来,一直居住到生命的戛然终止。

傅雷在这儿,完成了他的经典译著罗曼•罗兰的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、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和《欧也妮•葛朗台》等,还有感动千千万万人的《傅雷家书》……

和世界大文豪罗曼•罗兰的书信往来

傅雷走上翻译道路是一种偶然,也是一种必然。

傅雷1927年赴法国留学,读到了罗曼•罗兰的著作《贝多芬》,顿时如受到神光烛照,心灵创伤受到抚慰,全身喷发出一种生命力的激情,感动得嚎啕大哭。傅雷发愿要将《贝多芬》一书译出,在他看来,“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,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,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•罗兰所负的债务。”

1931年,傅雷开始翻译《贝多芬传》,1932年11月完成。他满情希望地将译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,结果遭到无情的退稿:该书已有有几种中译本;傅雷是个默默无闻的新人。

傅雷十分失望,决心向贝多芬学习,不向命运低头,于是继续翻译法国大文豪罗曼•罗兰的另外两部名人传——《弥盖朗琪罗传》和《托尔斯泰传》。

傅雷完成了两部人物传记的翻译,怀着对精神导师的无比尊崇,在1934年3月3日在上海致函罗曼•罗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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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曼•罗兰

他在信中写道:尊作“名人传”三册,现已译竣,祈允予付梓出版;先生关于三大天才之著作,已哺育万千青年,谅各现行语言早有译本,中译已落后手。个中原因,容弟子追述一二,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从事哉。

接着,傅雷对当初读到《贝多芬传》时的振奋动情形进行了追述。最后,傅雷希望罗曼•罗兰能够回函,并请求能将回函作为序言刊登在他的译著前面。

信函寄出去了,傅雷焦急地期待着大师的回复,世界著名大文豪会给一个中国的无名译者回信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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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,上海最炎热的日子,傅雷收到了罗曼•罗兰6月30日的回信。

“足下移译拙著《贝多芬》、《弥盖朗琪罗》、《托尔斯泰》三传,并有意以汉译付刊,闻之不胜欣慰。” 罗曼•罗兰在信中说,大师对于傅雷信中对“不抵抗主义”的表述作了一番指正。

接到罗曼•罗兰回信不久,傅雷有一位朋友要去欧洲,傅雷考虑到在上海向国外寄信不方便,就在8月20日匆匆赶写一函,托请朋友到欧洲后寄出。

傅雷在信中首先郑重地表示,“6月30日赐书奉悉,不胜感激。”,他接着告诉大师“名人三传”即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傅雷附了自己一帧照片,照片背后写道“谨致深切的敬意,傅怒安。1934年8月”字样,傅怒安是傅雷的别名。

《托尔斯泰传》193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,序言以作者罗曼•罗兰致译者书替代;《弥盖朗琪罗传》1935年8月出版。傅雷本人极其看重的《贝多芬传》十多年后又重新译过,由上海骆驼书店排印——傅雷为这3种传记前后花费十几年的心血。以后绵延数十年,罗曼•罗兰的作品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,译者傅雷功不可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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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年代初,傅雷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,重新返回书房。他重译了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、罗曼•罗兰的《约翰•克利斯朵夫》,新译了巴尔扎克、梅里美等多部作品,迎来了他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高峰。傅雷译文传神,行文流畅,共翻译34部作品,一生译作逾500万字;他的遗著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《傅雷家书》等,也深受读者喜爱。

傅雷的名字,在中国翻译史上,在亿万读者的心目中,闪烁着永远的光辉。

和刘海粟翻脸,和女歌唱家婚外恋

傅雷性格刚烈,耿直暴躁,不过却是待人十分真诚。

1931年10月中旬,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邀请傅雷担任办公室主任,兼授美术史和法文,刘海粟还聘请在北平美专任教的俞剑华先生来校任教。刘海粟考虑到学生们不太了解俞剑华,就让人在学校长廊上挂出俞剑华的10多幅绘画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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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的刘海粟

这天,傅雷和刘海粟一起走进学校。傅雷看到长廊上的画,立刻对工友下令:“这些画没有创造性,才气少,收掉!”工友立刻奉命将画全部拿了下来。

这时,俞剑华正好过来,看到了全部情景。刘海粟感到很尴尬,就把俞剑华介绍给傅雷,俞剑华也主动向傅雷打招呼,可是傅雷冷淡地点了点头,掉头就走开了。

刘海粟很难堪,追进傅雷办公室,问他:“你怎么这样傲慢?”

“此公没有本领,只会抄书。”傅雷不屑地说。

俞剑华胸襟宽阔,并不计较,还是和傅雷来往。20年后,傅雷被划为“右派”,俞剑华在南京任教,他到上海必要来看望傅雷,有新著出版必定送呈傅雷指正,两人成为好朋友。

傅雷为了打抱不平,还和刘海粟翻了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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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弦

一天,刘海粟请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张弦上他家,打开一本宋朝画马名家李公麟的画册,请张弦临摹一幅。张弦把画临好了,刘海粟很满意,留他在家吃饭。第二天又约张弦临摹一幅,又留他吃了一顿饭。他在张弦临摹的两幅画上题了“海粟拟李龙眠”,张弦的作品就属于刘海粟了。张弦画了两天,换来两顿饭,一分钱报酬都没有。

傅雷爱知道了很不高兴,承认刘海粟“待我个人极好”,但“待别人刻薄,办学纯是商店作风,我非常看不惯”。

1933年9月,傅雷辞职。不久,张弦因病逝世。傅雷闻讯后致信刘海粟,“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新闻,让他数年来的桃李得悉;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;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,所得的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;设法叫博物馆购藏他的一张作品。”

此信一去石沉大海,没有任何回音。

傅雷再也忍不住,拍案大骂刘海粟,宣布永远不再和刘海粟这种自私的人往来。

傅雷脾气火爆,幸运的是拥有一个温婉的妻子朱梅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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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2年,傅雷学成回国,与朱梅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朱梅馥和傅雷一样也是浦东南汇人,她初中高中都是就读于教会学校。大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这样评价她:“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、慈爱的母亲、沙龙里的漂亮夫人,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,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,里里外外的杂务,让傅雷专心工作,她还是傅雷的秘书,为他做卡片,抄稿子,接待不速之客。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,好助手,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。”

傅雷在婚后爱上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。

他爱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,只要情人不在身边,他就无心做任何事,这时朱梅馥就打电话给成家榴:“你快来吧,你来了,他才能写下去。” 成家榴来了,坐在他身旁;朱梅馥送上茶水,然后悄然退出书房,让他们两人单独相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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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雷大儿子傅聪这样回忆道:“成家榴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子,和我爸爸一样,有火一般的热情,两个人在一起热到爱到死去活来……”成家榴多年后碰到傅雷的小儿子傅敏,她说:“你爸爸很爱我的,但你妈妈人太好了,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。”

1961年,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中谈及此事时说,她当年痛苦不堪,做过放弃的打算,但为了两个儿子最后还是隐忍不发。她欣慰地说:“不过我们感情还那么融洽,那么牢固,到现在年龄大了,火气也退了,爸爸对我更体贴了,更爱护我了……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,缺一不可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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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雷妻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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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雷和妻子在书房

傅雷对妻子的贡献也是由衷感激,他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说,“我经常和你妈妈谈天说地,对人生、政治、艺术、各种问题发表各种感想,往往使我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小小的头绪来。单就这一点来说,你妈妈对我确是大有帮助。”

在傅家做了11年的保姆周秀娣回忆道: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,她生病了,傅先生拿医药费给她,让她去看病,她若不肯,傅先生就发脾气;傅太太温柔文雅,十几年来没发过脾气,总是笑嘻嘻的。

傅雷被划为“右派”

1949年5月,中共在上海建立政权,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傅雷感到不适应,尽管还是埋头翻译,其心境已经难以沉静。1950年6月,傅雷向画家黄宾虹吐露心声:

“蛰伏沪渎忽忽又已半载,苟全生命,乏善足陈,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,笔墨生涯更易致祸,懔懔危悚,不知何以自处。”

傅雷竭力想跟上时代的变化,1954年1955年,他看到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,他看了许多反映解放战争、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,觉得深受感动和感染。1957年3月,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,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。会后,他盛赞毛泽东讲话,并为在国外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手抄《毛主席对<全国宣传工作会议>大会讲话》,还兴致勃勃地说:“此次会议,是党内会议,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……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,毫无顾忌,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。”

5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撰文鼓励“大鸣大放”;一周后,傅雷发表了文章《大家砌的墙大家拆》,对少数党员提出尖锐的批评。

面对“反右”运动汹涌兴起,傅雷在六七月间连续发表三篇揭发批判“右派”的文章。傅雷在《文汇报》发文《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》,猛烈抨击报社总编也是自己的好朋友徐铸成:“……直到近十天来报上陆续揭发,我才知道他是有阴谋的,有集团的,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,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,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。”

历史真会玩笑,政治风云突变,傅雷还是被指为“亲美反苏的急先锋”、“上海‘中间路线’的代言人。8月22起,上海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批判傅雷,《大家砌的墙大家拆》成为他“反党”的罪证之一。上海市作协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大会,傅雷做了三次检讨……

1958年初,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与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想保全傅雷“过关”,石西民找傅雷谈话了,暗示他检讨不妨将调子再定高点,以便过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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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西民部长

傅雷毕竟是傅雷,他斩钉截铁地说,“没有廉价的检讨,人格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“反右”大风浪过去了,傅雷夫妇总算逃脱了一劫,他们正暗自庆幸,没有想“反右”补课开始了,1958年4月30日下午,傅雷在批判会上被宣告为“右派”。

那天深夜,朱梅馥焦急不安,最后终算等到傅雷回来了,他第一句话就是:“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,还在念书,今天我就……”

从此,傅雷深居简出,翻译了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、巴尔扎克的《搅水女人》、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、《比哀兰德》。可是,他的译著被延迟出版或拒绝出版,有的出版社要他以笔名出版,被傅雷拒绝了。傅雷和巴金一样,是全国文化界仅有的几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职业者,没有单位,没有工资,傅雷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地。个性刚烈的傅雷,为五斗米折腰,被迫给上级领导写信求助,措辞卑微……

1961年9月底,傅雷摘去戴了3年零5个月的“右派”帽子,有人要他对党表示感谢。

“当初给我戴帽,本来就是错误的。”傅雷淡淡地说。

由于心境不好和疾病缠身,翻译工作进度奇缓,直至1964年年8月,傅雷才译毕巴尔扎克的《幻灭》三部曲。1965年11月,傅雷眼疾稍好,就第4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小说《猫儿打球号》,这是傅雷翻译的最后一部书稿。

“文革”后,周而复向傅雷的儿子傅敏透露:当年,一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“反右”的领导来沪,示意上海“右派”太少。为了增加名额,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命令将傅雷划成“右派”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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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庆施

一个政治的波浪打过来,就把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个家庭的幸福全毁了。

傅雷和妻子在黑夜中愤而弃世

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!

1966年8月30日下午,区房管局选择队先上门抄家,闹到晚上7点多钟才离开;11点多钟,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闯进来,领头者是儿子傅聪的琴友李名强。

“傅雷,你的问题很严重!”李名强一改过去的毕恭毕敬,进门就大声喝斥道。

“你混蛋!”傅雷当场回击。

抄家在狂热地进行中。忽然,红卫兵在布满灰尘的阁楼上看到一只箱子,敲掉锁发觉箱子里有一枚模糊不清的镜子,背面嵌着蒋介石的画像;在一本旧画报里,翻到印着的一张宋美龄照片。

红卫兵一阵兴奋的狂呼!

傅雷夫妇大为震惊,这是亲戚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东西,傅雷家几十年都没有翻过看过,闯祸了!

“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!”震天动地的口号响起。

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,被勒令跪着。

9月2日上午,傅雷夫妇被强行拉到大门口,站在长板凳上,戴上高帽子。四周是黑压压的人群。

1966年9月3日上午9时45分,保姆周菊娣还不见傅雷夫妇起床,就走近傅雷夫妇卧室敲门,没有回答,她推开门一看,不由得大吃一惊,于是赶忙跑到派出所。户籍警左安民赶到现场,看见傅雷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;傅雷先生穿的是汗衫、短裤,夫人穿的是睡衣。地上铺了一床棉被,显然是为了防止踢倒凳子发出声音惊醒邻居。一旁,一盏很暗的灯还亮着幽暗的光。

书桌上有一个包裹,里面装着钱和一封写给朱梅馥胞兄朱人秀的遗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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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雷遗书

遗书写道:“尽管所谓反党罪证(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)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,百口莫辩的,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(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)。我们纵有千万罪行,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。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,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,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。只是含冤不白,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……”

遗书委托朱人秀代付9月份房租55.29元;将600元存单给保姆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;将现钞53.30元作为火葬费……

下午4点多,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傅雷信宅前,傅雷夫妇被抬上了车,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,尔后被送往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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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雷妻子和儿子

派出所发电报给在北京的傅雷儿子傅敏,他也在批斗之中,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朱人秀全权处理。傅雷夫妇遗体火化时,朱人秀也被隔离审查了,于是,傅雷夫妇的骨灰无人敢出面认领。

这天,一个27岁女子江小燕戴着大口罩来到万国殡仪馆。她对工作人员说,她是傅雷的干女儿,要求认领傅雷骨灰。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朱人秀家的地址,求得他的帮助后,她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袋,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。江小燕还写信给周恩来总理,说傅雷是被冤枉的。那些封信落到了造反派手里,她被追查审讯,虽然最终没有被戴上“反革命”的帽子,但却在恐怖中生活了10多年。傅雷辞世20多年后,傅雷大儿子傅聪回到上海,获知父母的骨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,就和弟弟傅敏四处打听“戴大口罩”的女孩。当他们见到江小燕,一再表示要物质感谢,江小燕都谢绝了,她最后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门票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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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雷追悼会留影

1979年4月26日,傅雷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在上海举行。上午9点半,上海市政协、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等单位代表和傅雷生前友好400余人,聚集在龙华革命公墓大厅;著名作家柯灵无限悲痛地为亡友宣读了悼词。平反追悼会后,傅雷的骨灰盒被安放在上海龙华“革命干部骨灰室”内,妻子朱梅馥则葬在了家乡青浦公墓。2013年10月27日,为了纪念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诞辰105周年、夫人朱梅馥诞辰100周年,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举行傅雷、朱梅馥骨灰安葬仪式,傅雷的长子、著名钢琴家傅聪和次子傅敏出席了仪式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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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雷两个儿子在福寿园

参加父母亲骨灰安葬仪式

傅雷1908年出生于浦东南汇县周浦镇,1966年58岁辞世,除了到法国留学4年和短暂到外地工作以外,他半个多世纪都居住在上海——他将永远地留在了上海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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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傅雷个性难以与人共事,可他的渊博知识,他的惊世才华,他做人的光明磊落,他做事的一丝不苟,特别是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火热的家国情怀,足以让我们追思,足以让我们感动,足以让我们怀想不已。

怀念傅雷,其意义已经超越了他的翻译作品。有人这样评价傅雷,说是哲学家在他身上研究哲理和思想,文学家在他身上感受纯真和情怀,历史学家在他身上品读一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美……

傅雷永生!

人物档案:傅雷

傅雷(1908年4月7日-1966年9月3日),字怒安,号怒庵,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(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),中国著名的翻译家、作家、教育家、美术评论家。

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。20世纪60年代初,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卓越贡献,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。

1966年9月3日凌晨,和夫人朱梅馥双双自缢身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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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聪,9岁师从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,1954年赴波兰留学。1955年3月获“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”第三名和“玛祖卡”最优奖。傅雷被划为“右派”,傅聪女友偷偷写信将发生的一切告诉傅聪,并告诫他不要回来,否则他的艺术就完了!傅聪因此从波兰出走英国,最终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大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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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敏初中毕业,要求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,父亲傅雷不同意。傅敏想不通,亲兄弟傅聪能攻读音乐他为什么不能?

“第一,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,你也要学音乐,我没有这能力;”傅雷对儿子傅敏说,“第二,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;第三,学音乐,要从小开始,你上初中才学琴,太晚了,学个‘半吊子’,何必呢?你呀,是块教书的料!”

傅敏从华东师大一附中初中毕业,直升该校高中。1962年夏天,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。因为父亲是“右派“,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,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,说:“这么个高才生,你们不要,我要!”傅敏于是成为北京女一中的老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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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傅雷家书》最早出版于1981年,出版后畅销不衰。它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,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。

家书开始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波兰,终结至1966年傅雷夫妇双双自尽。12年通信数百封,贯穿着傅聪出国学习、演奏成名到结婚生子的成长经历,也映照着傅雷的翻译工作、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运起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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